在人均消費支出方面，前十名的城市分別是上海、深圳、北京、廣州、杭州、珠海、佛山、廈門、長沙和東莞，以南方城市為主;在人均消費率方面，位列前茅的主要是北方城市。
消費已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根據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于以新業態新模式引領新型消費加快發展的意見》，到2025年，將培育形成一批新型消費示范城市和領先企業。那么，各大城市目前的消費力如何?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研究了主要城市的人均消費支出和消費率(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在人均消費支出方面，前十名的城市分別是上海、深圳、北京、廣州、杭州、珠海、佛山、廈門、長沙和東莞，以南方城市為主;在人均消費率方面，位列前茅的主要是北方城市。
需要說明的是，部分重點城市的人均消費支出數據未公布，在此沒有納入統計;另外部分城市在人均消費支出方面，只公布了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數據，第一財經記者根據當地的城鎮化率測算出全體居民的人均消費數據。
人均消費十強城市：一線城市領銜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了35個主要城市2019年人均消費支出，有17個城市的人均消費支出超過3萬元大關，除了長沙和武漢，其余15個城市均位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其中，有5個城市人均消費支出超過4萬元大關，分別是上海、深圳、北京、廣州這四個一線城市，以及近年來因為數字經濟而快速發展的準一線城市杭州。
榜首的上海去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45605元，比上年增長5.2%。上海也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城市，據抽樣調查，2019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9442元，比上年增長8.2%。
深圳和北京的人均消費支出都超過了4.3萬元，分列二、三位。值得注意的是，廣州近幾年雖然在金融、互聯網等產業發展方面不如其他三個一線城市，上市公司數量甚至低于杭州和蘇州，但在人均消費支出方面，廣州的表現并不弱。數據顯示，去年廣州人均消費支出為41999元，與北京、深圳的差距并不大。
相比深圳、北京等地較高的居住消費支出，房價較低的廣州，在飲食方面的消費更加突出。今年7月，在廣州市第159場疫情防控復工復產新聞發布會上，廣州市社會科學院現代市場研究所所長、《廣州國際商貿中心發展報告》執行主編何江介紹，從人均消費水平來看，廣州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居國內主要城市第一位。各類消費中，餐飲消費活力持續旺盛，廣州餐飲消費總額與北京、上海不相上下，人均餐飲消費連續多年保持全國之最。
廣東體改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廣州對美食消費意愿強烈，宵夜可以吃到很晚，所以吃喝花銷就比較大。
前十名中，位居第九的長沙是唯一一個中西部地區城市，超過了東莞、蘇州、溫州、寧波、無錫等沿海發達城市，這也顯示出長沙旺盛的消費能力。
湖南社科院研究員童中賢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長沙是一個典型的消費城市，大家都比較敢消費。長沙的房價比較低，大家也有更多的錢消費，這樣一來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會更強。
“我身邊朋友供房壓力都不算大，但大家吃喝玩樂消費確實比較高。”在長沙工作的肖女士說。
對不同城市來說，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高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房價、物價、可支配收入等。總體上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的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也越高。不過，人均消費支出也受到一些結構性因素的影響，比如城市化率越高的城市，往往全體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也越高。
比如廈門雖然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蘇州，但人均消費支出卻高于蘇州，這是因為廈門的城鎮化率比蘇州高出了12.2個百分點。
在近期于清華大學舉行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實踐論壇2020”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教授說，目前約有40%的人住在農村，但是他們在居民消費中只占22%，很顯然農村居民消費的提高，是未來拉動中國經濟最大的潛力。
居民支出占
今年，中央提出，要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過程中，消費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動力作用進一步鞏固，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7.8%，高于資本形成總額26.6個百分點。
上述論壇上，蔡昉表示，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2%，中國GDP按照官方匯率計算，已經占到世界的16.3%，但是最終消費仍然只占世界的12.1%。如果說我們GDP的比重和我們消費的比重能達到一致，那么還有4個百分點的潛力可以挖掘，這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會非常顯著。
那么各個城市的消費率究竟如何呢?最終消費包括居民消費和政府消費。當前，也有人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GDP比重來衡量城市的消費率。
從社消總額與GDP的比值來看，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的39個城市中，有9個城市這一比例超過了50%，分別是沈陽、石家莊、呼和浩特、大連、溫州、濟南、西安、蘭州和南寧。
不過，用社消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城市的消費率，并不完全準確。一方面，社消總額是商品性貨物消費，而居民消費不僅有貨物消費，還有服務消費，尤其是近年來，服務消費在不斷升高。
另一方面，一個中心城市的社消總額，不僅來源于本地居民的消費，也來自周邊地區，尤其是省會城市、交通樞紐、商業中心城市;而一些非省會城市，尤其是以制造業為主的生產型城市，社會消費主要是來自本地居民的消費，來自周邊地區的要少很多。
因此，用人均消費支出/人均GDP(不包含政府消費部分，因此這一數據要明顯低于最終消費率)或者叫“人均消費率”來衡量更為準確，也更有參考意義。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對35個主要城市人均消費率的統計，有7個城市這一數據超過30%，分別是溫州、哈爾濱、沈陽、天津、石家莊、蘭州和東莞，總體上北方城市居多。
相比之下，這一數據較低的主要是南方的一些生產型城市、制造業大市，如常州、無錫、南通等，以及合肥、深圳等。彭澎分析，南方這些制造業大市以生產終端消費品為主，它們生產的產品并不僅要滿足本地的需求，輸出的也比較多。相比之下，有些地方生產的終端產品需求較少，輸入的產品比較多，這也影響了人均消費率的數值。
另外，不同地區的消費觀念、房價水平等因素也會影響“人均消費率”。比如，由于不少北方城市工業化進程較早，非商品化的住房占比非常大，整體的房價水平較低，因此居民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費的部分會更多。相比之下，一些地方房價較高，就會相應減少居民在日常消費的花銷。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北方城市居民很多是在體制內就業，各種社會保障齊全，他們也更敢消費。而南方不少城市，有相當多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賺了錢都拿回老家用了，這也影響了城市的居民消費支出。同時，高房價對居民消費有擠出和抑制效應。而在一些一線城市，部分居民的教育培訓等服務消費開支甚至有超過消費品開支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