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過現(xiàn)在還穿明朝服飾的‘屯堡人’嗎?”
“你知道漢族人成年后，年齡越大耳朵和臉越長嗎?”
“你聽說過西南邊陲生活著一個只有600多人的‘莽人’族群嗎?”
“你知道歷史名著里‘身長八尺’‘垂手過膝’‘面如重棗’的真假嗎?”
……
這些“生僻”問題的答案，就藏在一位七旬教授40年跋山涉水的鄉(xiāng)野調查中。
學生眼中的他，很“神”——
“他看一眼，就大概能判斷出是什么民族。”
“公安局都打電話來，希望他協(xié)助辨認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哪里!”
同事眼中的他，很“拼”——
“年近七十，還翻越5000多米的雪山，跑到喜馬拉雅山深處，做夏爾巴人調查。”
“就為了順利采集數(shù)據(jù)，酒量不大的他，在少數(shù)民族村寨大碗大碗喝酒。身為教授的他，因為在城市擺攤測量，幾次被當作‘江湖騙子’帶走。”
同行眼中的他，很“倔”——
“研究這個，很難發(fā)表影響因子高的論文，同行紛紛離開，但他卻坐得住冷板凳，把論文寫在大地上。”
“曾經只有8000元研究經費，他一分掰成兩半花，硬是撐了好幾年，跑遍了內蒙古各盟市。”
家人眼中的他，很“摳”——
“為了省錢，他住過5元一晚的小旅館，還搭過馬車、拖拉機。”
“一套衣服一穿好多年，一個背包早已破舊不堪，就是不舍得換。”
他就是鄭連斌，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我國頂尖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專家。
有人這樣評價他的工作——“從來沒有中國人的體質數(shù)據(jù)能夠被這樣全面地記錄下來。在鄭連斌和他團隊的堅守下，中國最大的民族體質人類學數(shù)據(jù)庫得以建成，一幅詳盡的‘民族體質地圖’得以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他這樣說他堅守的意義——“很多發(fā)達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完成了對自己民族的體質研究。我們堅持研究，就是為了給中國工業(yè)、教育、衛(wèi)生等行業(yè)提供數(shù)據(jù)基礎，使生產設計、標準制定等更加科學。比如，摸清體質數(shù)據(jù)‘家底’后，才能知道該生產多大的帽子、制造多高的椅子，甚至如何找到兇手。”
跋涉30余萬公里，走過22個省份，“鄉(xiāng)野學者”一步步揭開民族“密碼”
為了這部中華民族的“體質地圖”，他從最北端到最南端，從最東端到最西端，山水迢迢走過30余萬公里、走遍22個省份，用大半生記錄下中國39個民族的6萬份、400多萬個身體體質數(shù)據(jù)，并將這一串串神奇的數(shù)字排列組合，“翻譯”出中華民族基因與生活寫下的“密碼”。
如今，72歲的他，腳步仍在繼續(xù)……
在不久前舉行的2020年上海人類學學會學術年會上，鄭連斌榮獲2020年“人類學終身成就獎”。
殊榮被擺在工作室的一角。絕大多數(shù)時間，這里卻見不到他的身影。他的“工作室”，在雪域高原，在西南邊陲，在蒼茫草原，在荒涼戈壁……
年少的學生每次在校園中，偶遇這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教授時，總希望聽他講講那些奇妙的故事。
鄭連斌從事的是中華民族體質人類學研究。從1981年寫作本科畢業(yè)論文算起，已有近40年之久。從內蒙古師范大學到天津師范大學，他的科研生涯被“趣事”串起。
“人類體質學都研究啥?是跟體檢一樣嗎?”
總會遇到這樣的疑問，鄭連斌每次都耐心地解釋：“簡單說，就是要用國際學術界統(tǒng)一承認的馬丁尺、彎角規(guī)、直角規(guī)等工具，對人體80多項詳細指標進行觀察、測量、統(tǒng)計，比如上紅唇高、環(huán)手指長、鼻翼寬度、月經初潮年齡、手肘到地面的垂直高度等。”
“里面的學問可大著呢!跟著鄭教授，奇怪的知識總在增加。”學生們說。
“未識別民族”的研究，是他科研“長征”中的“高光”。
中國人身份證上的民族，是否只有56種答案?鄭連斌說，不是。
“很少有人知道，大約有64萬中國人的身份證上，未明確標注民族。他們往往住在偏遠地區(qū)，幾乎與世隔絕，像西南邊境地區(qū)的‘莽人’，僅有600余人，過去他們居住的4個村子中，有3個連路都不通。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員，他們應該留下自己的體質‘腳印’。”他解釋說。
對于這些“未識別民族”的研究，鄭連斌費盡心力。
藏在喜馬拉雅山脈深處的夏爾巴人，就是其中之一。
“2006年，我們第一次入藏，就想測量夏爾巴人的體質數(shù)據(jù)，但去往他們聚居區(qū)的路并未修好，調研只得作罷。”鄭連斌說，固守著獨具特色民族文化的夏爾巴人，因給攀登珠峰的登山隊當向導、做背夫，而聞名于世。如今，中國西藏境內的夏爾巴人約4600人。
心心念念了十年之久，2016年，他與研究團隊終于有機會再次入藏，在完成門巴族、珞巴族的體質測量后，于盛夏時節(jié)到達雪山深處。
體質測量是為了科學研究，并非政府行為，走南闖北這些年，鄭連斌總結出了一套經驗。為了“打通”關系，他們往往提前購買毛巾、洗衣粉之類的小禮品作為“見面禮”。這一次，他們給夏爾巴人準備了洗衣皂。
夏爾巴人的村寨在山上，團隊成員之一、天津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教授包金萍回憶說：“我們天蒙蒙亮就出發(fā)，可街上找不到吃早飯的地方，只好餓著肚子，帶著測量工具和禮品登山。山路簡直是垂直而上，攀登相對海拔400米的1900多級臺階，就用去了一兩個小時。我們個個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但是鄭教授卻跑在了我們11個人的最前面，第一個爬上了山頂。”那天，68歲的鄭教授站在臺階上不斷地給團隊鼓勁，包金萍記憶猶新。
村寨難尋，但登頂那一刻，團隊看到了身著鮮艷民族服裝，圍過來的夏爾巴人。“仿佛在過節(jié)，我們被他們的憨厚純樸感動。類似這樣的瞬間，是我堅守這份事業(yè)的原因。”鄭連斌說。
那一次，98例夏爾巴人男性、84例夏爾巴人女性的體質數(shù)據(jù)，被一筆一畫記在了表格上。也是那一次，中國夏爾巴人的身體數(shù)據(jù)有了第一份記載。
跋山涉水，有時腳步還能“穿越”歷史。
在一次貴州大山深處的測量中，他們遇到了漢族的一個分支——屯堡人。
“乍到屯堡目恍然，女裝寬袍六百年。綁腿繡鞋皆大腳，石屋儺戲古風延。”鄭連斌這樣描述他乍見屯堡人時的一幕。
“我們在貴州安順找到了屯堡人，傳說他們是明朝洪武年間，朱元璋所派大軍的后人。因軍隊駐扎地叫‘屯’，家眷生活地叫‘堡’，所以稱為‘屯堡人’。他們來自江南，在貴州山川阻隔下，歷經600年滄桑，但建筑、服飾、娛樂方式都依然沿襲著明代的習俗，簡直是古代中國漢族留下來的‘活化石’。”鄭連斌講起歷史，眉眼里生著光。
同為漢族，但民系、分支眾多。“中國漢族各方言族群的身高是多少，哪個族群最高，哪個族群最矮，哪些族群的年輕人已經邁入高身材行列?”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沒有人能回答。
2009年，鄭連斌帶領著團隊，啟動了我國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漢族體質調查。
為了盡量保證數(shù)據(jù)的“典型”性，他們避開了北上廣這樣人口流動大的城市，走過20個省份，歷時4年，測量了4.3萬多名“典型”的漢族人，并獲得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份較為完整的漢族人體數(shù)據(jù)庫。
這場大規(guī)模的測量，也換回了不少“有趣”的結論。
——研究分類的11個漢族方言族群中，華北、江淮、東北方言族群身材最高，贛語族群身材最矮。
——相對來說，北方漢族人鼻根較高、面部扁平、顴骨高、嘴小;南方人鼻翼寬、面部立體、嘴大。
——漢族人成年后，隨著年齡增長，身高越來越矮，耳朵和臉也越來越長，眼睛在變小，顴骨變凸，眼睛顏色變淺，皮膚顏色變深。
……
“通過調查獲取可觀的數(shù)據(jù)，團隊完成了規(guī)模浩大的漢族體質人類學研究。不僅破譯了漢族人體質‘密碼’，還為生物學、遺傳學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強大的數(shù)據(jù)支持。”鄭連斌說。
走訪39個民族，采集400多萬數(shù)據(jù)，“擺攤教授”一次次被城管“帶走”
宇克莉是鄭連斌多年的“戰(zhàn)友”，作為天津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教授，她這些年隨著鄭連斌走南闖北，飽嘗奔波之苦。
可她印象最深的，卻是跟著鄭老，刷新了“一名教授被城管‘帶走’”的次數(shù)。
“最初做漢族體質測量的時候，我們沒有經驗，常常選個城市的廣場、路邊，拉個紅色條幅，寫著‘人體測量、免費測量’，就擺開架勢工作。有好幾次，在不同的城市，城管懷疑我們是賣假藥的，就把我們‘帶走’了。”宇克莉笑著做無奈狀。
城管的誤會，很快便能解開;老百姓的不解，卻需要團隊費番功夫。
“在村里給少數(shù)民族同胞進行測量時，有時得跟著向導一家家敲門，一遍遍解釋。有些地方的人們，排著長隊來接受測量，我們從早忙到晚，直到看不清尺子的刻度才作罷，但還是會有人測量完之后抽掉表格轉身就走，就因為‘怕泄露個人隱私’。”宇克莉說，每每這種時候，鄭老總是第一個上前解釋，然而總有怎么解釋也不行的情況。
甚至有一次，有商家認為團隊的測量點位影響了自己的生意，一腳踹飛了桌子。
“所以我總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鄭連斌說，譬如如何與當?shù)卣疁贤ā⑻暨x什么樣的聯(lián)絡人、住宿的地址選在什么位置、怎樣安排路線和時間……這都是自己多年組織測量工作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
宇克莉至今能回憶起2015年，在瀘沽湖畔為摩梭人做體質測量時的情景，“當?shù)厥菬衢T旅游地，摩梭人都忙著掙錢，根本沒空搭理我們。”一籌莫展之時，鄭老反而樂呵呵地帶著大家開始“觀光”，等到夜幕降臨，摩梭人開起了篝火晚會，他趕緊帶著大家和他們“賣力”地唱歌、跳舞。第二天，被“拉近了關系”的摩梭人終于三三兩兩來到測量點，測量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不解可以化解，深山遠途中潛藏的兇險卻難以預料。
有一年，鄭連斌團隊前往西藏墨脫尋訪“未識別民族”珞巴人。路上遇到了塌方，但村里卻來信說，等待測量的村民已經到位。等修好路再走，什么時候才能到村里?鄭連斌果斷決定棄車，翻越巨石，走路進村。
這是一條在半山腰生生鑿出來的路。一側是幾十米的懸崖和湍急的雅魯藏布江，另一側是石頭搖搖欲墜的山壁。“幾個女同學嚇哭了，我在前邊探路，宇克莉負責斷后，保護著學生翻過塌方路段。背著測量儀器，徒步近兩個小時后，我們趕到了目的地，來不及休息，立即開始工作。”鄭連斌說得輕描淡寫。
另一次，鄭連斌和團隊在沒有手機信號的村子里，整整失聯(lián)了三天，家人幾乎打遍了所有能打的電話，找遍了所有可能聯(lián)系到的人，卻一無所獲。
還有一次，在四川平武為“白馬人”做體質測量時，遇到了罕見的暴雪，大家只帶了春秋穿的衣服，鄭連斌被凍得身體完全沒有了感覺。
……
這樣的經歷，對常年跋涉在路上的鄭連斌和研究團隊來說，就是家常便飯。
所以，加入他的團隊，首要要求是特別能吃苦。他有句口頭禪：“這些都是小事。”
學院教師張興華說：“加入時有心理準備，知道會很苦，但沒想到這么苦。而且鄭教授對每一次測量是否準確，每一個數(shù)據(jù)是否精確，都有嚴格的要求。”
鄭連斌不僅“拼”，還“摳得出名”。
“雖然已是承擔國家級項目的教授，但他總是盡量找價格便宜的旅店，吃飯能吃飽就行;很多年我們都是坐火車、搭順風車去做調查，有時還坐拖拉機、馬車。”說起鄭連斌有多“摳門”，團隊成員都有“案例”。
“我的第一筆科研經費是8000元，用這筆錢，我花了三年時間，跑遍了內蒙古110多萬平方公里區(qū)域內的所有民族聚居地，完成了國內首次全面的蒙古族體質人類學研究。現(xiàn)在經費雖然寬裕了一些，但是每一分錢都應該用在真正的科研上。”鄭連斌說。
出差摳，對自己更摳。
鄭連斌身上背著的單肩包內側，皮子已經完全斑駁脫落，這個包跟了他十多年。身上的衣服，也反反復復只有那么幾套，連團隊成員都忍不住提醒他，鄭老買幾件新衣服吧!
“研究之外的很多東西，我都沒有放在心上。”他說。
宇克莉說，對鄭老來說，命一樣重要的東西，只有那些填滿數(shù)據(jù)的表格。為此，她講了一個故事。
2009年之前，團隊出差只能坐火車，去趟云南，單程就要三天時間。“去程的時候，空白的測量表格學生背著。但只要到了測量點，表格上填上了數(shù)據(jù)，就得歸鄭老保管。一路上他都自己背著，連坐火車，他都要把一捆一捆的表格壓在枕頭下，睡覺就這么枕著，多高都枕著。”
聽到這話，鄭連斌臉上全是不好意思的笑。“這些數(shù)據(jù)實在來之不易，我粗略地算過，一張?zhí)顚懼鴶?shù)據(jù)的表格成本是25元，這都是國家的錢。還不包括我們千辛萬苦地聯(lián)系溝通、路途往返。”
為了解釋一張表格的重要性，鄭連斌輕輕拉開了工作室中的抽屜，滿滿當當都是分門別類的紙質表，他小心翼翼地抽出幾張。“每張表，都記錄著80多項詳細指標，一個個指標觀察、測量、填寫下來，至少需要12分鐘。”
說罷，他又迅速地將表格收進了抽屜。這些表格，他視若珍寶。
堅守40年，72歲再出發(fā)，“古稀專家”還在一筆筆繪制“體質地圖”
不知是否因為走過了數(shù)倍于常人的路，早在五六年前，鄭連斌就患上了腿疾，右腿不能伸直，總是隱痛不已。
“以前調研我總是走在第一個，可是現(xiàn)在走不動了。”
我國“未識別民族”主要隱沒在西南邊陲的群山峻嶺中。團隊成員都勸他，已經退休這么多年了，該享享清福了，不要再親赴采樣地了。
但他卻沒有停下，繼續(xù)“沖”在鄉(xiāng)野調查的一線。“一代人要完成一代人的事情，我們打好基礎，未來隨著科技和研究方法的進步，這些數(shù)據(jù)會發(fā)揮更大的價值。”他說。
近40年里，由鄭連斌、宇克莉等人組成的體質人類學科研團隊，已經在國內率先完成了漢族、蒙古族等39個民族的體質研究。另外，鄭連斌教授帶領的科研隊伍還對僜人、夏爾巴人、革家人等“未識別民族”，進行體質人類學研究，目前累計完成了14個，他計劃在未來幾年內，將研究范圍覆蓋到我國境內全部“未識別民族”。
“過去只有文學記載，‘身長八尺’‘垂手過膝’‘面如重棗’，這都是虛的!具體是多高啊?手有多長啊?沒有具體的數(shù)據(jù)，歷史上的人長什么樣咱們全憑想象。可從現(xiàn)在起再過幾百年，那個時候的人想知道現(xiàn)在的中國人是什么樣，能查閱我們留下的資料。”鄭連斌說。
科研的路并非坦途。20世紀90年代后，傳統(tǒng)的體質人類學被冷落了，很多人都轉向了容易發(fā)文章、出成果的分子人類學，但鄭連斌卻始終未動搖。
“我那個時候沒有錢，就拉著志同道合的同事一起搞，甚至去敲素不相識前輩的家門請教。后來，我們的研究得到了肯定，也堅持了下來。”
為什么不轉行?他的回答是“國家需要”。
“很多發(fā)達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已經完成了對自己民族的體質研究，而我國的研究那個時候才剛剛起步。我們要奮力追趕，因為民族體質特征數(shù)據(jù)對于國家社會發(fā)展太重要了。”鄭連斌說。
摸清中國人體質的“家底”，鄭連斌一直在堅守。目前，我國三支重要的體質人類學研究團隊，有兩支由他創(chuàng)建。
堅持也換來了收獲。這些年，鄭連斌和他的團隊已經發(fā)表了300多篇論文。宇克莉、張興華在鄭連斌幾十年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研究，連續(xù)申請了《中國南亞語系十個民族的體成分研究》等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內蒙古師范大學團隊在2020年也拿到了《西部民族走廊的16個族群體成分研究》國家自然基金項目。
由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發(fā)布的高校人文社科學者期刊論文排行榜(2006-2018年)的社會學學科排名中，鄭連斌的論文影響力位列第一。
“這是真正的科學家精神，幾十年堅守，摒棄浮躁短識功利，獲得了難以想象的成就，填補了國家的空白。”許多業(yè)內著名專家學者感慨。
張興華說：“因為先生的工作，很多民族有了第一份完整的人體數(shù)據(jù)。他領先其他人類學工作者記錄的第一份完整的、詳細的當代中國人體質數(shù)據(jù)，將成為千百年后寶貴的歷史文獻。”
鄭連斌的書桌上，有一篇他自己寫的《體質人類學科研工作雜憶》。在這篇千余字的七言組詩的最后，他寫道：
“天南地北灑汗水，五湖四海結情緣。愁累苦煩次第過，更兼幾度遭危險。不愿人世平如水，喜將今生付流年。”
常常會有人問鄭連斌：“研究這些有什么意義呢?”
如今，他用白了的發(fā)，彎了的腰，慢了的腳步，以及40年的歲月回答——這是一部中華民族體質的“地圖”。
他說：“中華民族還缺少一份完整的、可靠的，屬于我們自己的身體數(shù)據(jù)。我既然從事了這項研究，就有責任來完成這個任務，雖然工程浩大，但我還是想堅持下去。”
所以，他不愿停止。
接受記者采訪兩天后，已經72歲的鄭連斌再次出發(fā)，在北部灣的海天蒼茫間，探訪廣西的“海洋民族”京族……
(記者劉元旭、白佳麗、張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