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常住北京的劉暢(化名)請假回到安徽合肥，處理母親存款等遺產事宜，過程卻并不順利。
公證處要求劉暢提供相關法律憑證來證明其外公外婆已經去世，但她無法證明“外公外婆是自己的外公外婆”，且無法提供墓碑照片走簡便程序，只得先行離開。
銀行則要求劉暢回母親戶籍所在地派出所，給銀行開具證明才能查詢資產。
最終，劉暢花了一天時間，只辦成了母親在一家銀行的資產證明。
遺產繼承“關卡重重”
由于法定繼承遺產的第一順序為配偶、子女、父母，即他們都享有繼承權，辦理繼承手續時，上述人員均需到場，或提供放棄繼承的憑證。
公證處工作人員表示，作為獨生子女的劉暢，不能代表其外公外婆、父親辦理繼承公證。劉暢表示外公外婆早已去世，父親70多歲行動不便，也無法自行前來。因此，公證處提出，劉暢如要辦理，需提供外公外婆死亡證明、逝者配偶因故無法到場放棄繼承權的公證等相關憑證。
而在提供這些證明之前，劉暢要先證明“外公外婆是自己的外公外婆”。聽聞此言，她十分為難，因其母親結婚后與外公外婆早已不在一個戶口本上，加之手頭沒有外公外婆的死亡證明，更無法提供相關法律憑證。
于是，公證處工作人員提出，要么去社區居委會走訪提供證明，要么“去逝者檔案所在單位查詢檔案信息證明其父母身份”。如果還不行，那就得到外公外婆墳前拍攝照片，提供“墓碑照片”走簡便程序。
上述證明劉暢均無法立馬提供，且由于地方風俗，外公外婆墳前目前也沒有立碑，反復溝通無果之下，她只能離開。
面對輿論質疑，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安徽監管局消保處處長陳默表示，出于保障存款安全、保護已故存款人及所有繼承人利益的目的，銀行在盡量為百姓提供便利的同時，必須采取足夠的風險控制措施，在繼承便利和保護存款安全之間尋求適當平衡，以防范道德風險和欺詐風險。
公證處方面表示，在無法提供法定死亡證明和親屬關系證明的情況下，要求提供墓碑照片，借以佐證死亡事實和親屬關系，這是業內公認的便民之舉，這對于當事人而言較為簡單，可進一步降低當事人舉證負擔。
對此，劉暢表示，她并非指責公證處的工作流程，也理解銀行考慮資金安全的做法，只是作為一名從外地請假返鄉辦事的百姓，各種手續耗時之長、各種證明辦理之煩，讓其倍感無力。
“數據跑路”頻遇“攔路虎”
記者梳理發現，劉暢的經歷并非個案，此前媒體就曾報道過多起，如：讓年近七旬的老人為離世近百年的祖父母開“死亡證明”;證明“我爸是我爸”才能取病逝父親的住房公積金余額;取遺產輾轉花費多年……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需要處理的遺產事宜不在少數。
為何遺產繼承辦理如此復雜，業內人士分析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部門間數據尚未全面共享，舊信息未跟上新數據時代。如遺產繼承中，即便子女出示戶口本等信息，僅僅只能證明其是死者的繼承人之一，而不能排除存在其他子女的情況。根據規定，需查閱配偶、子女、父母等多方面信息。
公證行業內部人員坦言，由于部門之間的數據尚未全面打通共享，為了保障全體繼承人的合法權益，只能通過法律證明文件和相關材料佐證。加上涉及祖輩的信息，在過去大多是紙質材料保存，信息缺失、沒有上網的情況并不罕見，這都導致了通過身份證、戶口本等難以證明的情況。
二是社會信用體系未完善，財產安全仍需證明保障。“在辦理小額遺產繼承和查詢已故存款人存款業務的時候，按照監管規定，需要繼承人提供可表明親屬關系的文件。個別情況繼承人無法提供以上文件、也無法從相關部門處獲得證明材料的，銀行不具備判別親屬關系的能力，業務辦理就會遇到困難。”陳默坦言。
三是銀行及公證機構的延伸服務與人民群眾的需求還存在差距。“不能就法律講法律，法律要解決百姓實際問題，只要訴求是正當合理的，在百姓無助的情況下應考慮怎么解決，不能一味說辦不了。”安徽省公證協會會長、合肥徽元公證處主任孫曉龍說。
陳默認為，一些群眾面臨的遺產繼承情形相對復雜，對于政策知曉度不夠，不能完全理解辦理過程的復雜性。群眾和銀行及公證機構之間，關于金融政策和服務方面信息的不對稱，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群眾的獲得感。
便利和安全“雙贏”還需多久
前幾年，深圳市福田區福田村一名女子不幸過世，女子家人希望提取她的遺產時，卻遭遇難題。銀行和公證處等部門要求開具女子死亡、未婚、未生育等多項證明，并列舉了一張清單，然而有一些證明卻被告知根本無法開具。
大數據時代，政務及機構服務如何最大程度實現安全便捷地為百姓辦事，是基層治理的必答題。孫曉龍認為，“放管服”改革需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信息共享機制是重中之重，政府主管部門要發揮作用，減少信息的梗阻，盡快破除“數據孤島”，實現全國職能部門數據的互通共享。
陜西省西安市蓮花區一位老人去世后，給尚在世的七旬老伴權某留了一張有600元存款的銀行卡。權某輾轉多地無果，最后來到蓮湖區公證處。公證員為他免費辦理了繼承權公證，第一時間出具了公證書。600元雖是一筆小數目，但卻是夫妻之間最后的念想，該公證處的做法贏得了社會點贊。
陳默表示，在一些特殊、復雜的情形下，應提高服務意識，在取得相關遺產繼承人理解的前提下，妥善協助辦理遺產繼承工作。(周暢、吳慧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