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
如果單純只是為了改變大學在排行榜的位置而對關鍵指標進行人工干預，這種沒有辦學質量提升為依托的排名上升，也只會是曇花一現，并沒有可持續性。
一所高校，被“啪”地壓成扁平，再修剪掉那些“多余”的邊邊角角;拿出尺子，測量長、寬，再經過一些并不算復雜的加權計算，得出一個分數。
好，它在眾多學校中的位次就這么被決定了。
這個比喻或許有些夸張。但給大學排名，本質上確實是一種“降維”。評價大學，也許需要幾千個維度;可在做排名時，只會關注有限的幾個維度。北京大學前校長林建華把它比喻為“盲人摸象”：多數大學排名，都是從某一個側面了解和評價學校。
前段時間，U.S.News(《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中國大學數學學科排行榜新鮮出爐。它將曲阜師范大學排到了國內第一，將山東科技大學排到了國內第三。這一結果和公眾認知相差甚遠，U.S.News排行榜貌似“翻車”了。
不過，無論翻幾次車，排行榜還是會繼續出。
它現在存在，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繼續存在。高校也掙扎過，反對過，但是游戲已經開始，無法停下。
很多大學校長都表達過自己對排行榜的態度——不能不看，也不能全看。
“談論排行榜的科學性，其實是個偽命題。”南昌師范學院黨委委員、副院長劉小強說，任何評估都是在一定價值取向下進行的，無法真正做到全面、準確。“與其糾結評估的科學性，不如拿出對評估科學的態度。別太緊張，別太在乎。評價只是工具。”
四大世界大學排行榜最“悠久”的也僅有10多年歷史
要談高校排行，就繞不開所謂的“四大世界大學排行榜”，分別是U.S.News排名、THE(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QS(Quacquarelli Symonds公司，一家國際高等教育咨詢公司)排名和ARWU(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四大”的名號，聽起來頗有分量。然而，其中歷史最為“悠久”的世界大學排行榜ARWU，也只能追溯到2003年。
U.S.News深耕美國，從1983年開始就發布美國國內大學排行榜，它真正開始獨立給世界大學排名，則是在2014年。
THE從1992年開始發布針對英國國內的大學排行榜，2004年和國際高等教育咨詢機構QS聯合推出THE—QS世界大學排名。到了2010年，這兩家拆伙，THE換了家合作公司獨立發布大學排名。
QS也在拆伙之后，先后與U.S.News、英國太陽報和朝鮮日報等機構合作發布世界大學排名，2014年，QS與U.S.News分開后，獨立發布QS世界大學排名。
發源于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的ARWU，算是世界大學排行榜的“元老”。
當年之所以要發布ARWU，是因為上海交通大學想在世界大學中錨定自己的位置。排行榜制定者劉念才和程瑩談過做排行的初衷。他們表示，國家實施“985工程”以來，許多大學都制定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表。不過，世界一流大學是什么，誰來檢驗高校是否建成了世界一流大學?為分析我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的研究團隊選擇了一些國際可比的學術指標，對世界大學進行定量比較。2003年，他們在自己的網站上用英文公布了ARWU。
其影響力用“一石激起千層浪”形容并不為過。歐美國家多家主流媒體對排行榜進行了報道。到2005年3月，上海交大網站訪問量就突破了120萬人次。有論文曾指出：“ARWU是世界大學排名的先驅， 它引發了其他機構去從事全球性的大學排名活動。”
2009年，上海軟科教育信息咨詢有限公司成立，全面接管ARWU的發布活動。
為了凸顯榜單的科學性，四大排行榜都對外公布了其排名依據的指標及其權重。
有研究者指出，ARWU指標聚焦在科研，重點反映的是大學的學術競爭力;THE的指標維度相對廣泛，考慮教學科研的同時，還考慮到知識轉化和國際化程度;QS的學術聲譽和雇主聲譽指標權重占50%，對主觀聲譽評價相當看重。
“需要注意的是，四大排行榜之所以成為‘四大’，是因為它們影響力大。我也和很多國際國內的學術同行、院校管理者交流過，他們沒有誰明確認同過哪家排行榜是更合理的。” 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說，四大排行榜的社會關注度高，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就是所謂的“權威榜單”。“有的排行榜發布機構本身就是媒體，自帶傳播度。當排行榜在國際國內都得到廣泛傳播，各利益相關方就不得不予以關注。”
當然，這些榜單，也實實在在地跟一些東西掛鉤。
比如，學生的出路。
查閱國內多個省份定向境外選調生報名條件后你會發現，它們會對留學生的畢業院校提出排名要求。有些省份明確規定，只有QS排名前100的高校畢業生才有報名資格。成都市新都區2020年特需人才引進公告中，對留學生畢業院校的要求是，進入四大榜全球前100名。
受疫情影響，教育部今年適當增加了部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以及內地(祖國大陸)與港澳臺地區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招生名額，出國留學受阻的學生可以向國內的中外合作大學申請攻讀研究生。一些中外合作大學也在招生章程中明確，申請者原錄取大學QS排名原則上不得低于150位。
曾經在高等教育界，還有一個未經官方認可、但是又廣為傳播的說法：在“雙一流”建設高校的遴選中，大學如果能排到這四大排行榜任意一個的全球前三百位，則對入選有較大作用。
高校與排行榜關系微妙：“相愛相殺”、互相利用
大學并不是被動地接受排行。
“高校和排行機構也會互相博弈。” 浙江大學中國科教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呂旭峰研究了十幾年大學排行榜，他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除U.S.News以外，其他三大排行榜都和全球高校保持了較為緊密的聯系，部分學校也會向排行機構提出指標體系的調整建議。
排行機構愿意擺出聆聽高校聲音的姿態，也是因為——高校本身就是它們的潛在客戶。
榜單發布者通過給大學排名的方式，在全球獲得了商業顯示度，也因此擁有了對大學開展商業公關的能力。他們可以向大學推銷自己的數據產品、認證產品和咨詢產品。“這些產品的收費也都不低。”張端鴻說。
數據庫和專業分析師是排行機構所擁有的獨特資源。“它可以為高校提供定制化服務。比如你想分析哪些學科，和哪些高校進行橫向對比，他們都能做出來。”呂旭峰表示。
此外，活躍的排行機構都會定期舉行高端全球性的學術論壇，請來專家學者和名校校長發表觀點。通過這種方式，它們也能再刷一波存在感。
大學對排行榜的態度，其實也比較微妙。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別敦榮曾撰文指出，大學對排名結果表現出選擇性接受的特點。對自身有利的，就歡迎，并在官網上和相關材料中予以刊載;對自身不太有利的，就不予理會或者予以批判。
呂旭峰對排行榜的研究來源于學術興趣，他就是想知道，“他們究竟是怎么玩的”。對排行榜的指標條分縷析，就能明白這些排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們學校會看排行榜，但不會唯它是從。”呂旭峰說，對排行榜的態度，也展現了一所大學對自己發展道路的自信程度。
但個別高校就不僅僅是“看看”了，他們還想為排名再做些什么。
畢竟，排行榜位序的提升，可能直接影響到高校招生、教師聘用、政府資源分配和社會合作辦學。它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大學建設成果。
張端鴻介紹，高校可以向排行機構購買咨詢服務，后者會提供一些排名提升的策略技巧。畢竟，排行機構知道，哪些少數關鍵指標對決定大學位次有顯著作用。
比如，U.S.News的指標中，65%為數據庫客觀數據，指標設計更關注數量，如論文數、著作數和被引數等;THE的指標中，有三分之一為主觀調查數據，28.5%為學校報送數據，數據庫客觀數據占了不到四成;QS指標體系中，50%為主觀調查數據，同行評議和雇主評議占比較高;ARWU則百分之百使用客觀數據，而且其中一項是學校培養出的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獲獎者人數，明顯偏重理工領域。
張端鴻介紹，如果論文被引用數重要，有的高校可以通過組織化方式，比如鼓勵甚至要求教師之間互引，來人為提升引用數;如果高被引科學家人數重要，那高校也可以用“挖角”的方式，來產生自己的高被引科學家。“科學家在哪工作，這一選擇本質上應該植根于其研究的內在需求。如果用提高定價的方式誘使科學家流動，功利氣息太濃，這并不符合學術邏輯。”
劉小強對高校學科建設研究頗多。他知道，一些學校為了增加學科產出成果，費盡心思挖來大牛及團隊。“我開玩笑說過，一旦哪天這位大牛離開了，學校的學科建設就歸零了。”
不過，如果哪所高校的排名出現了不正常躍升，圈內人是能看出來的。“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呂旭峰說。
當然，對排行榜，高校也不用完全不聞不問。畢竟，排行榜是一種信息披露。林建華說過，大學排名的確為高校提供了很多大學發展狀態的信息，如使用得當，可以幫助高校發現問題。
如果學校的單項指標存在不足，可以分析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要是國際聲譽分值不夠，那是不是意味著學校的學者國際交流不夠多;要是學術成果發表數量不足，那是不是顯示學校的人才梯隊存在結構性的問題……張端鴻說，找到問題的癥結，對癥下藥，慢慢“調養”，這樣的診斷性分析才是有價值的。如果單純只是為了改變大學在排行榜的位置而對關鍵指標進行人工干預，這種沒有辦學質量提升為依托的排名上升，也只會是曇花一現，并沒有可持續性。
排行榜會繼續存在，但隨著了解程度的加深，人們對其在意程度也會降低
一個廣為流傳的段子是，中國排名第一的高校，有兩所;排名前三的高校，有五所，排名前五的高校，有十所。
“從科學角度來說，大學不能被排名，這是一種共識。”張端鴻說，常見的比喻是，大學就像不同的水果，有的大學是香蕉，有的是柑橘，有的是蘋果，硬要把它們放在一起，比比哪個更好吃，怎么比都不太有說服力。
但大家也都想知道，我國高校在世界上究竟身處什么位置。
呂旭峰告訴科技日報記者，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確發展很快，無論是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創新與傳承還是中外合作與交流上，都有長足進步。“中國高等教育這幾年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了歐美國家。這在國際上都得到了公認。”呂旭峰說。
但是，教育界一直想要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學到底長什么樣呢?
呂旭峰表現得很淡然：“大學做好自己的工作，履行好自己的使命就好了。我們和歐美國家的體系不一樣，大家對一流大學的認知不一樣，你能建成中國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就很好了。”
他認為，對大學可以有三個評價維度：高校對人類文明、全球科技發展作了什么貢獻?對滿足國家重大需求作了什么貢獻?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作了什么貢獻?
這三個維度，對應的也是不同類型、不同層次的學校。“大學需要分類分層評價。”呂旭峰強調。
但這些指標的復雜度，已經超過了排行榜尤其是全球性高校排行榜的承載范圍。
其實，理想中的高校評估，應該由第三方機構來進行。“它應該具有專業性和獨立性，是非營利組織，跟大學之間不存在利益關系。”張端鴻說，排行榜的研發人員，必須足夠了解高等教育;指標體系的設計，也應該經過充分的專業認定。
“排行榜會繼續存在，但隨著大家對排行榜了解程度的加深，政府、大學和社會對它的在意程度也會降低。”張端鴻表示。
劉小強講起了古德哈特定律——當決策者試圖以一個事物的客觀測度指標作為指針來施行政策時，這一指標就再也不能有效測度事物了。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全國教育大會上強調，要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
其實，很多排行榜的評價指標，恰恰就是“論文”“帽子”這些能擺在明面上的數據。辦學理念、辦學模式、發展戰略、大學文化這些被視作大學靈魂與個性的因素，因為難以量化，又無法成為排名依據。
“評價大學是世界性難題，我們能做的，就是放下緊張的心態，不要把排名當成我們唯一奮斗的目標，只把評估結果看成檢驗我們辦學水平的參考就夠了。”劉小強說，當評估結果、排名和政府撥款、資源分配、“雙一流”建設脫鉤，當它僅僅成為一個參考，也就不必去糾結它是否百分百科學、準確了。“高校不再鉚足了勁去應對評估和排名，此時的評估和排名反而可以接近準確。”劉小強強調，關鍵是要讓評價回歸評價本位，回歸工具本身。
工具就是工具，它不應也沒必要變成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