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時候要娃”“家里孩子誰帶”“準備生二孩嗎”……這類追問，年輕夫妻并不陌生。
2020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降至1.49，跌破國際公認的1.5的警戒線。同年出生并已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共1003.5萬，連續5年下跌。生育政策放開了，為啥眾多夫婦“不敢生”“不愿生”?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0—3歲嬰幼兒無人照護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專家表示，完善3歲以下嬰幼兒托育體系，將對落實生育政策、保障職業女性就業權、促進經濟和人口均衡發展等帶來積極幫助。
托不托？托給誰？
“誰來帶娃”成難題
一邊是繁忙的工作節奏，一邊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生了娃給誰帶?怎么帶?一些“80后”“90后”夫妻選擇將孩子托付給長輩。
“孩子的爺爺退休了，在家閑著沒事，我們就請他幫忙帶娃。”貴州省貴陽市居民陳先生的女兒今年2歲多，夫妻倆朝九晚五，父親的支援極大緩解了家庭壓力。不過，兩代人教育觀念的沖突讓陳先生十分頭疼。
“我父親把他孫女寶貝得不得了。”陳先生說，對孫女的任何需求，爺爺都會想方設法滿足，小兩口雖理解“隔代親”，但很擔心過度溺愛不利于孩子成長。
長輩介入是中國家庭中較常見的托育方式，但伴隨延遲退休、“全面二孩”等政策落地，長輩在子女生育時或者還未退休，或者年歲已高，傳統的照護方式難以為繼。一些條件允許的家庭則聘請家政人員照顧孩子飲食起居，然而家政市場魚龍混雜，把仍在牙牙學語的孩子交給陌生人看護，許多家長還是放不下心。
今年全國兩會上，0—3歲嬰幼兒托育難的問題受到多位代表關注。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區第二中學校長庹慶明告訴本報記者，托育涵蓋“托管”和“培育”兩層涵義，無論是將孩子交給祖輩看管，還是花錢請家政人員照護，都只滿足了基本的“托管”需求。出生1000天是個體身心發展的關鍵時期，科學的培育方式對孩子成長尤為重要。
為了照料孩子，有些父母索性辭去工作，全身心在家帶娃。不過，受傳統性別觀念影響，面對嬰幼兒托育困境，往往女性做起“全職媽媽”，男性負責“賺錢養家”，看似各司其職，實則也引發了女性職場危機、家庭中父職缺失等一系列問題。
“隨著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職業女性在承擔社會工作的同時，需要兼顧家務、生育、子女照料等多重責任。由于無人照料孩子，許多女性只好被迫中斷就業，導致職業發展受阻。”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鴻雁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育齡母親難以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取得平衡，導致生育意愿無法完全釋放。中國新生兒數量的連年下跌，與此不無關系，解決嬰幼兒托育難題的任務迫在眉睫。
需求旺，供給少
托育服務跟不上
中國托育服務發展曾在上世紀80年代迎來高峰。由于改革開放進程加快，社會發展對正規就業勞動力提出更大規模需求。為支持婦女就業，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和街道社區在政策指導下共同作用，托幼事業勢頭旺盛。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原有的福利性托育體系逐步縮減。2016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全面兩孩政策 改革完善計劃生育服務管理的決定》印發，3歲以下嬰幼兒的照料問題再度引發社會關注。
現有托育市場供給情況如何?托育質量是否滿足相關標準?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研究所所長洪秀敏向本報記者介紹，目前國內托育體系仍處于資源短缺、供不應需的狀態。現有的托育機構存在質量參差不齊、收費普遍偏高、位置離家遠等三大問題。
據洪秀敏團隊早前對全國13個城市嬰幼兒照護服務供需現狀調研成果，有68.4%的家庭存在入托需求，3歲以下嬰幼兒入托率僅5.5%。在機構規范方面，17.6%的托育機構不滿足住房和城鄉建設部2019年最新修訂的《托兒所、幼兒園建筑設計規范》“人均3平方米室外面積”標準;22.2%的乳兒班、34.2%的托小班和59.1%的托大班的最大班額標準，不符合國家衛健委發布的《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試行)》要求;還有25%的機構存在配餐難題。
托育機構少、市場不規范，相中一家托育機構可謂難上加難。“寶寶年齡小、不會表達，我們也擔心老師的脾性、耐心等。”廣州寶媽徐女士向記者道出眾多家長共同的擔憂：孩子在托兒所是否吃得好?作息是否規律?與老師和其他小朋友相處得好不好?……
不僅家長有顧慮，部分托育機構也表示“有一肚子苦水”。北京市一家托育機構負責人告訴記者，托班收費看似高昂，刨去場地租金、水電費、教師工資、后勤支出等日常運營成本，也只能基本維持收支平衡。還有些機構甚至入不敷出，最終虧損倒閉。
做指導，給幫扶
普惠托育是方向
如何幫助家庭減輕嬰幼兒照料負擔?2019年，國家發改委、衛健委印發《支持社會力量發展普惠托育服務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試行)》，提出堅持社會化發展托育服務，圍繞“政府引導、多方參與、社會運營、普惠可及”，深入開展城企合作。“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支持150個城市利用社會力量發展綜合托育服務機構和社區托育服務設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萬個以上。
發展普惠托育體系，需政府、企事業單位、社區、家庭等多重主體共同參與。在劉鴻雁看來，政府部門要有效利用并充分整合教育、民政、自然資源等部門資源，保障各部門政策協同推進，避免因政策落實或部門協同問題產生的監管空白;其次，注重提升托育服務能力和質量，包括加強托育機構設置標準、評價和監管體系的政策宣傳;此外，強化托育機構準入管理、加快研制托育機構分級分類質量評估標準。
一些家長排不上托、不敢送托或不愿送托。對此，專家建議鼓勵社區根據實際需求合理規劃，就近提供社區托育點;發揮工會組織作用，鼓勵企事業單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務;支持有條件的幼兒園開設托班，增加2歲以下托育服務的資源供給;在保證相關資質的基礎上規范居家照護點，解決部分母親的臨時哺乳需求等。
日前，國家衛健委發布《托育機構保育指導大綱(試行)》，將嬰幼兒分為7—12個月、13—24個月、25—36個月3個不同階段，從提供營養與喂養、睡眠、生活與衛生習慣、動作、語言、認知、情感與社會性等方面，指導托育機構為3歲以下嬰幼兒提供科學、規范的照護服務。
作為此《大綱》起草團隊主要成員之一，洪秀敏認為，保障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托育機構的底線，機構保育人員應具備安全防護、營養膳食、應急預案和疾病防控等相關常識。在此基礎上，根據3個年齡段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和規律，做好不同年齡階段的科學保育，提供有品質的服務。“比如敏感觀察孩子的表情、動作等信號，根據個體差異及時回應，滿足孩子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隨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下半年起各地托育服務逐漸復蘇，各項優惠政策也在不同地區逐步落實。“就實地調研成果來看，部分機構已獲得當地政府在財政方面的支持，比如水電煤氣依照民用價格標準收費;發改委給予改擴建專項經費支持;在土地使用、房屋租賃方面給予優惠等。”劉鴻雁說。
目前，北京、上海、廣東等多地已出臺相關政策，通過提供場地、減免租金和稅收等方式，引導與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托育機構。不過，各地經濟發展情況有差異，貧困地區的托育難題如何緩解?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李偉表示，可考慮將欠發達地區嬰幼兒照護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發揮計生協、公益基金會等組織作用，探索多樣化、全覆蓋的嬰幼兒照護服務模式。
政策“組合拳”給普惠托育體系指明了方向，政府部門“真金白銀”的支持也正為嬰幼兒托育市場興起創造利好。國家衛健委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司數據顯示，2020年，27個省(區、市)的290余個城市參與普惠托育機構試點，中央預算內投資采用補助方式，按每個新增托位給予1萬元補貼，直接帶動新增10萬個托位。做好托育服務“后勤員”，將推動落實生育政策、助力社會性別平等、促進家庭關系和諧，讓千萬家庭真正實現“敢生”“能養”的美好愿景。(記者 廖睿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