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就無法繳納工傷保險，在沒有新規定出臺前，現行政策還難以突破。”
當前，我國靈活就業形式多種多樣，從業人員規模2億人左右
破解靈活就業群體的三道坎：繳納社保的戶籍門檻、工傷保險缺乏政策支撐、勞動關系認定難，應從多渠道打破桎梏，保障勞動者和用工單位的合法權益
在江蘇常州某外企從事航空保障技術工作的張強(化名)，從今年3月起利用空閑時間做了美團外賣兼職騎手。“企業業務減少，工資縮水一半，難以滿足家庭開銷。”41歲的張強說，每周兼職騎手兩三次，每次工作約5小時，每月能增加收入2000多元。
作為靈活就業的一種形態，外賣騎手入職門檻低、時間靈活、收入與接單量掛鉤，成為不少人就業、兼職的新選擇。然而，“被困在算法”里的外賣騎手，也面臨著無正式勞動合同、無社保保障、商業保險無人敢保等職業梗阻。
記者調研發現，這些梗阻也存在于部分靈活就業群體中，繳納社保存在戶籍門檻、工傷保險缺乏政策支撐、勞動關系難認定，是擺在他們面前的三大痛點。
城市白領兼職外賣騎手
山東財經大學“95后”畢業生孫思辰，最近成為了一名網絡主播。“做主播并不輕松，每月要直播上百個小時，行業競爭激烈。”孫思辰說，但月收入過萬元且相對自由。
當前，我國靈活就業形式多種多樣，主要包括個體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就業人數達2億人左右。
疫情發生以來，靈活就業不斷升溫。一方面，逐漸成為新增就業的重要渠道。例如，青海省人社廳統計顯示，截至今年7月，青海實名登記就業139萬人，其中申報靈活就業22萬人，占比16%。城鎮新增就業3.9萬人中，靈活就業1.7萬人，占比達44%。
“靈活就業具有臨時性、多方雇傭或服務、自管性等特點。”青海省人社廳就業促進和農民工工作處處長潘立說，靈活就業已從傳統的打零工、做小工、當家政，擴大到網絡平臺、自由職業、共享業態等領域，從業人員從過去的農民工拓展到大學生、白領等群體。
另一方面，靈活就業也成為兼職的主要渠道之一。智聯招聘的調查顯示，疫情期間32.5%的受訪白領表示從事過靈活就業或兼職。美團發布的相關騎手就業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美團騎手總量同比增長16.4%，近四成騎手擁有律師、舞蹈演員、導演、軟件工程師等其他工作，其中8.8%的騎手擁有不止一份靈活就業工作。
共享員工也成為企業靈活用工的新探索。疫情期間，上海市“獨立日靈活用工平臺”通過“共享用工”計劃，為超過5萬名餐飲企業職工提供過渡崗位，為百余家企業解決用工問題。
山東省人社廳副廳長夏魯青說，“企對企”共享員工新模式，引導員工富余企業向用工短缺企業派遣員工，有效激發疫情防控期間的靈活就業。
存在社保門檻等三痛點
記者調查發現，繳納社保難、勞動關系難認定等梗阻，也困擾著不少靈活就業人員。
首先，社保繳納存在戶籍門檻。北京、上海等地部分靈活就業人員反映，由于沒有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外地戶口無法在當地繳納社保，而社保繳費記錄與積分入戶、購車搖號、購買住房掛鉤，不少人只能采用代繳社保的方式。
記者在北京、上海兩地社保部門了解到，目前靈活就業人員繳納社保只針對本地戶籍居民，外地戶籍居民繳納社保必須通過用工單位繳納。另有湖北武漢、湖南長沙、遼寧鞍山等地，則取消靈活就業人員在當地繳納社保的戶籍限制。
其次，繳納工傷保險存在障礙。46歲的馮愛燕在青海西寧一家保險公司從事靈活性后勤工作，但沒有簽訂正式勞動合同。“雖然可以自行繳納社保，卻無法繳納工傷保險，萬一出現工傷，就沒有保障了。”馮愛燕說。
記者采訪多地社保部門了解到，目前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只包括基本養老和醫療兩項，不包括工傷、失業和生育保險。社會保險法關于靈活就業人員的基本養老、醫療保險都有明確規定，而工傷、失業、生育三項保險未有明確規定。
“沒有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系，就無法繳納工傷保險，在沒有新規定出臺前，現行政策還難以突破。”江蘇某基層人社部門工作人員說，靈活就業人員可自行投保人身意外險等商業險，但工傷保險附加值更高，保障力度更大。
此外，用工性質尚不明確，勞動關系認定做法不一。記者通過裁判文書網搜索發現，對于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中出現交通意外等情況發生訴訟中，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目前認定判決不一。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的一起去年勞動爭議案件判決中，外賣騎手孫某與一家企業簽訂訂單配送承攬合同，通過餓了么訂單系統承接和配送訂單，孫某在送餐中受傷，起訴至法院要求確認勞動關系。法院審理認定，孫某與這家企業不符合勞動關系的特征。而類似案件，在浙江桐廬、遼寧沈陽等地法院判決中，餓了么、美團等騎手與地方運營平臺都被認定存在勞動關系。
業內人士介紹，外賣送餐、快遞跑腿等共享平臺與騎手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目前業內尚無明確規定，影響了相關從業人員的薪酬、福利、保障等勞動權益保護。
保障政策要跟上就業形勢變化
受訪專家分析，靈活就業從業者身份復雜，既有通過網絡平臺提供服務但與平臺之間沒有勞動關系的，如電商、外賣騎手;也有靠提供服務獲取報酬但沒有工作單位的，如網絡主播、民宿房東、電競顧問等。其工作地點、時間、用工關系都呈現出彈性化特征，給傳統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帶來挑戰。
“現有社保政策是建立在有勞動關系基礎上的，與就業形態的新變化不相匹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說，新就業形態的出現，也帶來新的社會保障問題。
青海省就業服務局副局長張俊建議，一方面，可擴大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的覆蓋面，進一步明確靈活就業的界定范疇，規范靈活就業的統計方式，加強對失業轉就業群體的就業幫扶。
另一方面，盡快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工傷、失業保險的辦法，打破戶籍門檻，保障從業者的合法權益。
多位業內受訪者建議，可針對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特點，加大制度創新。如，可建立靈活就業人員就業統計制度，為其參加各項社會保險的登記、繳費、核查和待遇領取提供基礎信息;對青年農民工、快遞和外賣等從業人員強制參保工傷、失業保險。
阿里研究院數字經濟就業研究中心主任徐飛建議，可研究調整社保政策的“有勞動關系才可以繳納社會保險”思路，確立沒有勞動關系也可繳納工傷保險的規則，從制度層面明確工傷保險繳交責任主體。
從實施層面上看，北京大成(南京)律師事務所律師徐莉建議，在共享平臺用工日益普及的情況下，可按使用單位、平臺和勞動者個人各繳一部分的方式，解決靈活就業人員工傷保險問題。
同時，多位受訪者建議，應盡快從法律層面對共享經濟網絡平臺和就業人員的勞動關系的成立條件明確邊界、統一標準，更好維護勞動者和用工單位的合法權益。(記者 張子琪 鄭生竹 邵魯文 李勁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