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影響，許多打工者原先的工作受到了沖擊，打零工成為他們在疫情期間的收入來源。而隨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零工經濟如何從權宜之計變為長久之策?打工者認為需要更多技能傍身增加安全感，專家建議適度松綁社會保險與雇傭關系的關聯、在疫情等特殊時期擴大失業保險的受益面。
健身教練去送外賣，商店小老板開起網約車，公司職員送快遞……受疫情影響，許多打工者原先的工作受到了沖擊，面臨失業風險。此時，一份就業門檻相對較低、進出靈活自主的工作成為了他們在疫情期間穩定收入來源的重要保障。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形勢下，這種新就業形態幫助很多外來務工人員解決了燃眉之急。
而隨著平臺經濟的不斷發展壯大，靈活就業已經不是單純的打零工，而是一種新業態下的自主擇業創業。7月15日，發改委等13個部門聯合發文，明確鼓勵發展新個體經濟。那么零工經濟如何為打工者就業兜底?能否從疫情期間的權宜之計成為日后穩定收入的長久之策?記者對此進行了采訪調查。
這份零工解了燃眉之急
河北人李師傅曾在北京豐臺區某商場里經營一家鞋店。“每個月租金2萬元，店員一個月工資5000元，實在是養不動了，開著就是虧本。” 李師傅告訴《工人日報》記者，疫情以來店鋪生意一直不見起色，上個月終于狠下了心，把經營多年的店面退租了。
讓李師傅慶幸的是，自己來北京打拼多年，有了車，三年前在平臺注冊成為一名網約車司機。這份本來只是“閑時跑跑”的活計，沒想到現在要靠它養家糊口。
“每個月不算油錢，能賺七八千元，夠家里開支了。”李師傅告訴記者，很多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這段時間都開起了網約車，“暫時沒有商機就只能做這個了，過段時間等等機會吧。”
成為一名外賣騎手對于廣東小伙梁超來說則更是解了燃眉之急。本來在廣東做櫥柜安裝工的他春節前來到北京找朋友玩。突如其來的疫情讓他一時沒法返回廣東，只能想辦法在北京找工作。
“剛好我住的附近有個美團外賣的站點，我問了工資待遇，就去面試了。”面試第二天，梁超就正式上崗，一個星期后他已經基本熟練業務。“二三月份的時候，站里每天至少都能進來一兩個新人。有的是餐館里的服務員，有的是北京附近工廠的工人。”梁超回憶道。
“那種外賣箱子特別新、騎著锃亮新車的，一看都知道是新人。” 從業兩年的外賣員程師傅告訴記者，疫情發生以后，他明顯感覺街上的外賣員越來越多。
門檻較低，說干就干
“我就奔著這份工作來的。”來自內蒙古巴彥淖爾的外賣騎手白悅東直言，選擇成為一名外賣騎手就是看中了這份靈活工作的優勢。
曾在建筑工地做技術員的白悅東告訴記者，受疫情影響，很多工地未能開工，他便開始關注那些門檻不高、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一套新的頭盔、騎手服，再加上餐箱總共需要200元。再租一輛電動車，一個月也只需要600元。”白悅東說，這就是他入行的全部成本。
入職的第一天，站點安排了一名老師傅帶他。師傅會先給他劃出幾個周邊常去的商圈，讓他去踩點，熟悉每個商鋪的位置。第二天，白悅東就開始正式接單。
“疫情期間，小區有些門讓進，有些門不讓進，但手機導航里不會顯示。”白悅東還記得接的第一單是送一份麻辣燙到一座寫字樓，因為保安不讓上去，耽誤了一點時間。但在熟悉了片區的地理位置后，他已經能夠合理地規劃時間和路線，這個最大的困難很快就克服了，日送單量也從原來的7單上升30多單。
外賣員較為靈活的工作節奏也讓白悅東感覺頗為自由。“送外賣干一單是一單的錢，沒有做銷售那樣嚴格的績效考核，工作壓力也不是很大。”
記者了解到，在疫情發生后從事靈活就業的勞動者中，很多人和白悅東一樣，看中了這份工作的靈活性。由于零工的進入和退出成本都較低，許多勞動者在選擇這份工作時，也做好了隨時回到原工作崗位或者根據形勢換另一份工作的準備。
零工經濟促就業如何長久?
張曦4月份在靈活用工平臺豬八戒網上線了自己的平面設計師服務。618電商大促期間，設計師、電商客服等職位需求量較大。一個月下來，宅在家里的她一共接到了3個服務訂單，累計收入超過2萬元。
“有才能到哪里都能發光。”在張曦看來，應對疫情，有一技之長就是最大的“安全感”，她也因此可以依靠這項技能宅在家里實現靈活就業。
有分析認為，對零工來說，零工經濟與勞動者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直接相關，因此有技能傍身的勞動者更能在靈活用工平臺實現長期就業。
白悅東表示，雖然現在從事外賣工作暫時解決了生計問題，但自己還年輕，還是期待有更多在工作中學習的機會，“有機會還是想把在建筑工地的技術提高提高。”
記者注意到，針對靈活就業人群亟須的職業技能提升培訓，一些靈活就業平臺也開始出臺相關措施。例如美團外賣平臺開設了“騎手自強學堂”等貧困騎手學習專區，推出了不同類型的培訓課程。
與此同時，雖然很多勞動者開始嘗試靈活就業，但在傳統觀念中，打零工還是與工作不穩定、保障不牢靠相掛鉤。如何解決勞動者在打零工時的后顧之憂?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與社會保障學系主任孫守紀認為，以零工經濟為代表的新業態就業受到就業形態復雜、勞動關系判定難和現行社保制度門檻設置等因素的制約，在獲得社會保障權益方面存在很多困難，參保率較低。“靈活就業人員由于雇主不明確，社保相當于全部由個人承擔，而他們的收入往往波動較大，存在斷繳的可能性，也就無法按照社保累計年限的要求獲得相應的權益，這也打擊了部分勞動者的參保積極性。”孫守紀說。
孫守紀建議可以適度松綁社會保險與雇傭關系的關聯，如探索多層次的失業保障制度，設立“失業救助金”，在疫情等特殊時期擴大失業保險的受益面。
在7月15日發改委等13個部門公布的《關于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 激活消費市場帶動擴大就業的意見》中也指出，要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保費繳納、薪酬等政策制度，明確平臺企業在勞動者權益保障方面的相應責任，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報酬權、休息權和職業安全，明確參與各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探索完善與個人職業發展相適應的醫療、教育等行業多點執業新模式。結合雙創示范基地建設，支持建立靈活就業、“共享用工”服務平臺，提供線上職業培訓、靈活就業供需對接等就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