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載，漢武帝統(tǒng)一南越后，憑借海路拓寬海外貿(mào)易規(guī)模，興起了海上交易之路，一條以徐聞港、合浦港等港口為起點的“海上絲綢之路”成就了世界性的貿(mào)易網(wǎng)絡(luò)。有趣的是，在這條史詩級的海路上，原本相隔甚遠的山東與嶺南都是重要節(jié)點，人們不禁好奇：漢代的山東與嶺南，這對小伙伴彼時之間是如何往來呢?西漢南越王博物館近期線上、線下同步推出的特展“齊魯漢風(fēng)”可以揭曉答案。

據(jù)傳，漢武帝曾7次東巡海上，大力開發(fā)海洋交通。展覽中一件魏家莊漢墓出土的鶴踏龜背銅博山爐，描繪了一只仙鶴立在龜背上的形象，造型精巧別致。在古代傳說中，蓬萊、瀛洲等仙山由巨龜背負著在海上漂浮，仙鶴則是仙山上常見的靈物。這些都體現(xiàn)了漢代時期山東開放的海洋文化。而海洋文化的交流互通，往往比陸上交流更為便捷、多元。

354件精品文物里，一件出自山東的裂瓣紋銀豆，便與廣州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出土的銀盒造型極為相似。這類裂瓣紋銀盒或銀豆，通常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傳播有關(guān)(裂瓣紋又稱蒜頭紋、花瓣紋，是西亞傳入的紋飾)。從造型和材質(zhì)等方面評估，這兩件銀器很可能是同一批貨，從海外輸入中國之后被分銷到不同的地區(qū)，且都成了王室珍藏。至于豆與盒的不同造型、蓋鈕和器座的加裝，大約是因為根據(jù)山東、嶺南兩地的民俗特色和使用者需求，進行了本地化加工。

嶺南與山東，雖然相距千里，但在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中都居于重要的地位。通過展品比對鑒賞，也有助于加深理解中華“大一統(tǒng)”歷史進程。

就拿玉器來說，先秦時期，組玉佩是人們最重視的佩飾，其長度是貴族地位尊卑的象征，身份越高，組玉佩越長，行走時步子也越小，時人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出貴族的風(fēng)度。到了漢代，已不講求大貴族必須小步慢行的周禮，因此，雖然山東許多大墓中的玉器出土不少，但組玉佩并不多，而南越王墓在這方面頗具戰(zhàn)國余風(fēng)，出土了不少精致的組玉佩。又如濟南漢墓主人面部蓋有玉片制成的玉覆面、枕虎首玉枕，對比南越王趙眜的絲縷玉衣，就能摸清漢代喪葬習(xí)俗的很多重要細節(jié)，以及玉葬文化一脈傳承的多個方面。

最具特色的葬玉器物是“玉覆面”，最早出現(xiàn)于西周，用各種玉料對應(yīng)人的五官及面部其他特征制成飾片，綴飾于紡織品上，用于殮葬時覆蓋在死者面部，以示尊崇，后人稱為“玉葬”。展覽中的“玉覆面”與眾不同之處便是它的做工——全面玉片沒有一處打孔，據(jù)研究員推斷，該玉覆面可能是通過纏繞縫綴，或使用黏合劑粘到織物上，這大概是墓主人有所忌諱，可能是怕靈魂從孔中逃走。

“玉覆面”的升級迭代品則是南越王博物館的“絲縷玉衣”。漢代，玉衣成了皇帝和貴族的專用斂服，漢代文獻稱為“玉匣”。《后漢書·禮儀志》記載：皇帝使用金縷玉衣，諸侯、第一代列侯、貴人、公主使用銀縷玉衣。但在西漢時期，玉衣的等級制度還沒形成，如中山靖王墓出土的劉勝與竇綰的玉衣，就是金縷玉衣。這時候古人可能只重視玉，至于縷線所用材質(zhì)，并不看重。作為地處嶺南的南越國，與西漢中央若即若離，在制度上效仿西漢，又不經(jīng)意間保持距離，顯示南越國與西漢的非君非臣關(guān)系。

除了海上航道，漢代山東的商貿(mào)和文化交流主要靠陸上絲綢之路。秦漢時期的陸上絲綢之路如火如荼地開展，以華夏為中心點向各民族各區(qū)域拓展。其中，與華夏進行商貿(mào)交流密切的有安息國，為當(dāng)時西亞地區(qū)最強大的國家。

《史記·大宛列傳》載，安息“其屬小大數(shù)百城，地方數(shù)千里，最為大國”。在公元前115年以前，漢與安息之間尚未建立正式的官方關(guān)系，但民間的商貿(mào)往來、物資流轉(zhuǎn)應(yīng)該存在。《大宛列傳》記：“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千里，行比至，過數(shù)十城，人民相屬甚多。”從出土文物看，與安息的來往不晚于公元前3世紀(jì)后期。這不僅有青州西辛出土的安息銀器，還有山東臨淄商王村1號戰(zhàn)國晚期墓出土的銅蒜頭壺作為佐證。

蒜頭壺作為秦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始于戰(zhàn)國晚期、流行于秦至西漢晚期，以壺口造型似蒜瓣得名。據(jù)稱，壺口蒜瓣式凸起采用錘揲工藝，該工藝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西亞及中東地區(qū)出現(xiàn)并臻至成熟。在從西亞到中原的流播過程中，蒜頭壺的圈足逐漸變高，腹部逐漸變扁，紋飾也逐漸中原化，加入了許多新穎的形式。西漢中期以后，蒜頭壺逐漸消失。但作為一種文化的特有器物，蒜頭壺是斷定秦人墓葬以及秦漢墓葬分期的一個重要依據(jù)。

蒜頭壺很常見，展覽中一件山東臨淄商王村1號墓出土的銅蒜頭壺，卻甚為特別。其器口處鑄出一圈交錯凸瓣紋，與通常所見僅飾以一圈“蒜瓣”的做法大相徑庭。其壺口“蒜頭”形紋飾似不是錘揲所制，更像是鑄成，因為“蒜頭”形的瓣瓣凸起，瓣之間的交錯銜接，更像用模具鑄造。另外壺身鎏金，輔首裝飾這樣的工藝更接近于“中國制造”。

外來文明的輸入不僅體現(xiàn)在蒜頭壺上，還體現(xiàn)于展覽中的馬具金銀器上的鳥獸圖案、鎏金虎頭飾件等，這些在中原地區(qū)各時期主體紋飾里屬于罕見題材，鳥獸與虎頭的造型與北方草原乃至中亞地區(qū)的個別圖案相似，鳥獸與虎頭分別與鷹隼和玄熊對應(yīng)，疑為與西亞、歐洲工藝文明傳入中土有關(guān)。

開放的海洋文化、厚重的陸地文明，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造就了漢代齊魯文化的大氣磅礴、氣象升騰。歷史雖遠去，但至今讓人念念不忘的藝術(shù)珍品，其細微之處正彰顯“中國制造”的世界地位和無窮魅力。(戴華剛)

關(guān)鍵詞： 齊魯漢風(fēng) 南越王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