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稱，中國每年投入數千億美元進行生物學領域的研究，建造了幾十個實驗室并培養了數千名科學家，種種努力都是為了成為這一領域的領導者。
據美國《紐約時報》網站6月29日報道，但是，沖向科技領域的前沿可能是要付出代價的——有些專家擔心，中國的醫學研究人員正跨過西方長久以來公認的倫理界線。
報道稱，4月，廣州中山大學34歲的黃軍就率領的一個研究小組令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震驚，他們發表了一項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的試驗結果。
這項被稱為Crispr-Cas9的技術可能有一天被用來消除遺傳疾病。但是理論上，它也可以被用來改變眼睛的顏色或者智力等特點，而且保證這種改變遺傳給未來的子孫。
黃博士和他的同事試圖修改一種造成β型地中海貧血的血液疾病。這項在85個胚胎上進行的試驗失敗了。盡管如此，對于科學界的許多人來說，這是一道不應當跨過的紅線。
報道稱，西方科學家通常避免進行這種類型的研究，原因是這等同于改變人類的基因。無論如何，這項技術仍然處于最初期的發展階段。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研究主任李湖樹說：“科學家的共識是‘現在時機未到’。”
然而，中國科學家似乎沒有心情等下去。
李湖樹說：“我認為中國不希望有任何拖延。人們都說他們無法阻擋中國遺傳學的列車，因為這趟車太快了。”
中國正迅速地建設科學研究的基礎設施。
報道稱，2013年，國家投入了1.8萬億元人民幣用于“發展科學研究和試驗”，這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以上。2011年，國家在這方面的投入大約為1400億美元，占GDP的1.84%。
國家醫學倫理委員會委員、北京協和醫院教授翟曉梅說：“中國新的生物科技技術和西方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報道稱，但是，這股研究的巨大力量正在中國迅猛發展，而僅僅十年前中國才在西方的壓力下開始對科學家進行倫理道德培訓。
山西醫科大學醫學倫理學家鄧睿(音)說：“西方的‘紅線’和中國的不太一樣。倫理是一個文化問題，而且還涉及到傳統，特別是觸及人類生命的問題。”
鄧睿說：“儒家思想認為，人出生后才成為人。這與美國和其它受到基督教影響的國家不同，因為宗教的原因，他們可能覺得對胚胎進行研究不好。”
鄧睿說，國家確實設定了界線。“我們的‘紅線’是只能在不滿14天的胚胎上做試驗。”
這一規定包含在衛生部和科技部2003年發布的文件中。她說，現在這一規定迫切需要進行更新。
翟曉梅說，中國科學家遵守全球的倫理和科學規范。但她承認，許多科學家也遇到了壓力。
她說：“在中國，有些人以文化差異為由反對國際標準。”
她說：“例如，他們說我們應當利用我們本土的儒家思想解決問題，因為那些國際標準來自西方，而我們是東方文化。但是我們絕對不贊同這種觀點。”
翟曉梅說，在黃軍就的試驗中，國家醫學倫理委員會認為這在倫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項試驗“不是為了繁殖目的”，這一立場令海外的一些科學家感到吃驚。
但是，她也告誡說：“如果你想修改卵子內的基因，目的是馬上利用它，那是絕對不可以的，因為這項技術尚不成熟。”
報道稱，北京大學成立4年的生命科學院院長、生物學教授饒毅告誡說，中國的科學研究迫切需要更有效的倫理監管。
饒毅說：“我們擁有的技術越多，對我們自己和整個人類越危險。”
他說，中國科學家普遍收入很少，但是在國際科學期刊上發表文章可以從國家獲得每篇高達3.2萬美元的獎金，這為一些人越過邊界提供了經濟上的刺激。
饒毅說，應當設立一個世界衛生組織或者聯合國下屬的全球醫學倫理機構。
有些科學家認為，更多令人不快的科學奇跡還在后面。
饒毅說：“眼下，人類基因修改是主要問題。”中國的遺傳學家“不希望讓西方人來指揮”。
報道引述饒毅的話說，中國研究人員的想法是“我們先做起來，看看哪里錯了再改。但是這可能忽略了概念性討論過程。”(編譯/劉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