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相繼宣布，今年各增加150個本科招生名額。此外，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也將擴招本科生，增幅在100至500人不等。

事實上，近年來本科生擴招規模持續擴大，但今年的力度尤為顯著。3月6日，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鄭柵潔表示，將持續推動高等教育提質升級，擴大優質本科教育供給，進一步增加“雙一流”高校的招生規模，在去年擴招1.6萬人的基礎上，今年力爭再增加2萬人。

此次擴招的專業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和新興業態領域。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這是高校在學科設置和人才培養上的主動調整。有分析認為，作為連接基礎教育、科研與產業的關鍵環節，本科招生的變化不僅影響高考錄取格局，也映射出高校未來的發展方向。

“提高了進入名校的概率”

202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扎實推進優質本科擴容”。今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也強調，要“扎實推進優質本科擴容”和“有序擴大優質本科教育招生規模”。

中國人民大學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郭英劍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此輪擴招的核心是培養高層次人才，以支撐科技創新、制造業升級和產業轉型。擴大優質教育資源供給不僅有助于適應人口變化與就業需求，應對高學歷需求上升的趨勢，也能緩解“難進一流高校”的壓力，提升高等教育的公平性。

過去五年，我國高考錄取人數從2020年的967.45萬人增長至2024年的1050萬人，但本科錄取率卻從41.4%降至33.5%。本科教育，尤其是優質本科資源供給相對不足。近三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在內地的本科招生規模分別穩定在3400—3500人和3800—3900人。

一位國內頂尖高校長期從事本科招生工作的老師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清華、北大等頭部高校在各省招生時，不僅需要向每位錄取學生及其家長解釋專業設置和培養方案，還需與各學院溝通協調，招生名額還涉及不同省份間的激烈競爭。在她看來，整體上，這次擴招的確提高了進入名校的概率。

中國科學院院士、寧波大學校長蔡榮根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雙一流”高校從自身發展和擴大優質教育資源的角度，具有擴招的意愿，但擴招規模不僅要考慮國家和地方政策，也取決于學校教學資源的承載能力。蔡榮根介紹，高校擴招涉及教學資源、師資力量以及基礎設施等因素，學校需評估自身承受能力，每增加一名學生，地方財政都要增加相應撥款，學校也需要更多編制以引入師資。

“擴招決策既受政策引導，也受高校自身資源條件和市場需求等多重因素制約，這是響應國家號召的一次集體行動。”郭英劍這樣評價。

“人才培養模式發生變化”

多所擴招高校的招生部門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各省份、各學院的具體擴招名額尚未最終確定。然而，這些高校的擴招通知中，“面向國家急需的前沿技術和新興業態”“培養人工智能與多學科交叉的復合型人才” 是常常被提及的表述。

北京大學的新增招生計劃將重點聚焦國家戰略急需、基礎學科及新興前沿領域，主要依托元培學院、信息科學技術學院、工學院和臨床醫學專業進行培養。清華大學則將新增本科生納入新成立的本科通識書院，該書院計劃將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于教學與科研，培養掌握AI技術并具備創新能力的復合型人才。

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陳志文對《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雙一流”高校擴招本科生，背后的邏輯與近年來高校學科專業設置改革一致，即淘汰老舊學科，增設適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的學科專業。專業調整的本質也意味著人才培養模式的變化。

日前，復旦大學校長金力接受采訪時表示，人工智能來了，知識結構單一、沒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學生，很快會被淘汰。復旦要培養多潛質、高潛能的“干細胞式”人才，學生要對原來貌似不相干的事物進行關聯式思考，搞清楚新關聯的因果關系和學理機制。未來，復旦人才培養的基本單元，將從“專業”變為“項目”。每個項目，可能由一個或多個學科支撐，可以拿到一個或多個學位。復旦新工科，要構建“從0到10”的系統創新能力。

“真正推動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是一個系統性問題。”陳志文認為，當前新工科建設中，重論文、輕實踐的“工科理科化”傾向依然存在，推動“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引入更多產業界人士參與教學，是破解“工科理科化”的方法之一，但這也會壓縮原有教師的課時，這種“做減法”的改革顯然更困難。

記者梳理部分擴招“雙一流”高校的“人工智能+”本科專業培養方案發現，目前所謂的交叉培養往往只是簡單疊加不同專業的基礎課程，真正具有前沿性和融合度的課程仍較少。郭英劍分析，即便一些學校的交叉學科已在推進，但受限于學科壁壘，整體進度較慢。與此同時，部分高校的學科調整受審批流程復雜、調整周期長等因素影響，難以靈活適應市場需求。

“科技創新”與“文科價值”

“此次本科擴招偏重于理工農醫，對文科的影響顯而易見。”郭英劍認為，隨著學術資源向理工農醫學科傾斜，文科的支持力度勢必相應減少。

今年，多省政府工作報告頻繁提及高等教育專業調整，至少10個省份提出發展理工農醫類緊缺專業。例如，山西省計劃將理工農醫類專業占比提升至55%，內蒙古自治區則設定50%以上的目標。

蔡榮根表示，例如今年寧波大學計劃擴招約300人，重點投向制造、信息、水產和醫學等緊缺領域。相比之下，文科的需求量相對較小，他認為，文科作為思想創新的源頭也十分重要，“學校對文科的重視體現在提升人才培養質量，而非單純擴大招生規模”。

復旦大學近期也宣布將調整學科結構，將文科招生比例從30%—40%降至20%，形成“文、理、醫、新工科、交叉學科”各占20%的新格局。該校校長金力表示，此舉遵循“文科做精、理科做尖、工科做強、醫科做新、交叉做活”的原則，旨在優化學科布局，推動交叉融合。

“即便是國內文科實力頂尖的高校，也在向理工、新工科和交叉學科傾斜。”郭英劍分析，復旦的改革可能引發連鎖反應，影響更多高校的學科布局，而如果文科招生規模持續縮減，不僅會影響文科人才儲備，還可能因社會對“實用性”的過度強調，削弱文科的社會認同，進而影響優秀學生的報考意愿和學科的長遠發展。

郭英劍認為，國家治理、文化傳播、社會研究等領域仍需高水平的文科人才，在跨學科研究和交叉學科的發展中，傳統文科內容依然重要，不能被簡單邊緣化。相反，文科應增強適應性，加強與科技融合，以提升應用價值和就業競爭力。

陳志文表示，過去20年的大學擴招中，由于辦學成本較低，高校大量設置了人文社科類專業，文科就業壓力下，教育系統必須反思人才供給側存在的結構性矛盾。近日，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周憶粟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于普通高校而言，要考慮縮減缺乏核心技能的專業，頂尖學校有必要保留適當規模的文科專業。

郭英劍認為，未來高校如何在“科技創新”與“文科價值”間尋求平衡，將成為改革的重要課題。他建議，高校在調整學科體系時應保持一定文科學科布局，適當提高交叉學科中的文科比重，使其在政策制定、科技倫理等領域發揮關鍵作用，而非單純縮減學科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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